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华语文学传媒大奖·二○一一年度诗人:黄灿然  

2012-04-14 23:22:00|  分类: 华语文学传媒大奖 |  标签: |举报 |字号 订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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来源:南方都市报2012-04-14

华语文学传媒大奖·二○一一年度诗人

黄灿然

  
[授奖辞]

     黄灿然的诗,温柔敦厚,雅俗同体,既得语言之趣,亦明生活之难,词意简朴、高古,引而不发。他本着对常世、常情的热爱,留意小事,不避俗语,从日常叙事中发掘义理、经营智趣,曲中有直,密处能疏,平实之中蕴含灿烂,低处独语也常让人豁然开朗。他出版于二○一一年度的诗集《我的灵魂》,精粹、朴直,魂游象外,以通达体悟人生无常,以谦卑分享凡人苦楚,以雅语淡言旁证世事沧桑,诗心机智,境界从容。他的诗,有着一种与颓废、刻薄之风相区别的厚道性格,尤其是他的潇洒、专注、诚心,更是对数量庞大的俗世哲学的践行者及其受难者的真切抚慰。

   

 [获奖感言]

 

    大约15年前,我写过一首十二行诗,叫做《诗的艺术》,最后四行是:

 

     文字应该像一块玉,每一个单独的词

    都应该经过手心的温热,拿出来之前

    都应该在胸中揣摸一下,如果不能够

    打动自己,又如何能够在白纸上生辉。

 

    这个要求说高不高,说低不低。但我必须说,我这个时候写的诗,并非都经得起这个考验。后来我回顾这个时期的写作时,曾说过,总会这里那里某个词或句子使我脸红。我要再过3年,开始写诗集《我的灵魂》里的主要作品时,才大致经得起这个考验。诗集最早两首诗,都是开了头便停下来,约半年后才续写完成。为什么呢?因为我自己不敢相信那是诗。

    其中一首诗,叫做《中国诗人》,最后四行谈到诗人对自己的展望:

 

     谦虚,不是因为精通世情;

    完美,不是因为善于修辞;

    更年轻的诗人谈论你的言行,

    不是因为你需要被他们宽恕。

 

    这里虽然对谦虚和完美作出限定,但也是扩大。第二行是对3年前关于文字如玉的修订。最后两行是很高的要求,因为,事实上如果能被后辈宽恕,已算是不错的了。谁敢确保自己不会不被宽恕呢。不管怎样,诗人在这里提出文字以外的要求。

    过了将近10年,我开始写一本新诗集,叫《奇迹集》。这是一次爆发性的写作,每年写几十首诗,而在此之前的几年里,我平均一年写约10首诗。这次爆发,又是源自一年前一首匆匆开了个头的诗。再次,我当时没有完成,是因为我不敢相信那是诗。诗集里有一首叫做《形象》,描写人类中那些不屈不挠者,包括诗人:

 

     我看见整个人类的形象

    是一个委身屈膝的顺从者,

    而诗人、艺术家、英雄

    和所有不屈不挠者,

    是他头上的短发

    在风中挺立。

 

    这虽然是描写,但更像歌颂;虽然像歌颂,但也是对诗人提出道德要求。

    3年前,我又写了一首谈诗的诗,又叫做《诗的艺术》,只有几行:

    写你的本性。但为了达到这点,需要兜一个大圈,知道一切,知道世界,而你很可能在兜圈的漫长过程中因知道太多而迷失,再也回不来。

    而那些坚守自己的本性,不迈出一步的诗人,无非是生活俭朴,粗茶淡饭的老实人。

    问:这样有什么不好,像生活俭朴,粗茶淡饭的老实人?

    答:那只是诗人要歌颂的人。

    这里所说的兜大圈,是要求诗人尽可能了解世界,包括锤炼技艺,但了解世界,可能会过于追求知识;锤炼技艺,例如我第一首《诗的艺术》中所说的珍惜文字,也有可能变成过于追求文字之美。哪怕那些文字都是玉,你也有可能炫耀你有多少玉。即使做到不需要被宽恕,即使做到不掘不挠在风中挺立,也还不够。也还太单向。

    说要写本性,又说不可以坚守自己的本性却不迈出一步。这里“自己的本性”相当于说,忠实于自己,但你这个自己是什么,有多大?如果你不扩大自己,那你跟仅仅做一个老实人有什么差别?我当然不是说不要做老实人,而是说做老实人只是第一步。诗人应该做人人,出入万事万物,这样他才能描写万事万物,而老实人只是他的一部分,歌颂老实人也只是他的歌颂的一部分。

    今年,我又写了一首谈诗的诗,又打算叫做《诗的艺术》。说“打算”,是因为还未定稿。这首诗稍微长些,除了谈诗,还谈了很多别的,这也表明,我把别的东西也当作诗的艺术的一部分。第一句是:

 

    不写次要诗歌的诗人最终沦为次要诗人。

 

    第二句用隐喻来解释第一句:

 

    丰饶的大地在低处维持强盛的繁殖力。

 

    不写次要诗歌,那当然是只写某种高度的诗歌,而且把其他风格和题材的诗歌都贬为次要并且回避它们。王阳明有个弟子说,现在要衡量人品高下实在太容易了。王问为什么。弟子说:“您就像泰山,不懂得敬仰您的人,就是有目无珠。”王说:“泰山不如平地大,平地里哪有什么可仰望的?”不写次要的诗歌也像只懂得仰望泰山而不知道平地之无垠。

    中间有一句:

 

    世界先分成不同等级,再要求一切平等。于是产生判断力,考验并衡量我们……

 

    这里再次对诗人提出道德要求。如果你有平等之心,则世界就没有等级。而如果你按世界的等级来判断事物,则你就有贵贱尊卑之分。这也暗示了强烈的美学判断。这是就诗人的世界观而言。就纯粹的美学观而言,诗歌本身也分等级,但这个等级其实不是为了让诗人一直向上爬,而是为了考验诗人的判断力,包括鉴别力。你求上,只能得中;求上上,而得上。但你也可以“下学而上达,知我者其天乎”。

    最后两行是:

 

    一个过好日子的诗人谈起自己终于过上的好日子,应该含着比他过寒酸的日子时谈起自己过着的寒酸日子更深的羞愧。

 

    一个写好诗的诗人也应该这样。

    一个诗人除了写好诗之外,还有什么可以让他夸耀的呢。但是,什么样的好诗呢?这就又回到这首诗开头的问题。某一时某一地的好诗,真就是终极的好诗吗?你在写这些好诗的时候,是根据什么标准?然后想想,我们一个伟大的诗人陶渊明死了100年后,其诗还被钟嵘评为中品。我们最伟大的诗人杜甫,生前无知音,死后数百年才确定其终极地位。想想吧,恰恰是唐朝,这个最繁荣、最昌盛、最完美的诗歌黄金时代,把它自己最伟大的诗人给完全忽略了。
    基于同样的理由,一个诗人,我,竟然得了奖,就更应该羞愧了。

 

访谈


黄灿然:诗歌的树上即便添一叶,也非常难

   

    翻译给我的东西非常多

 

    南方都市报:你在写诗的同时,同时还在《大公报》做英语新闻翻译,每年也翻译很多重要英文著作。你是怎么调配这三部分的时间和精力的?更看重自己哪个身份?

    黄灿然:不管是翻译还是写文章、评论、散文,所有非诗歌类的东西都可以定量、定时。诗歌则完全是来无影去无踪的,你根本没办法控制它,你不能说天天不干活,就坐在那里等着诗。人要是整天想着诗,很容易变成一种心魔。所以我就把主要时间用来做翻译的工作。翻译是非常苦的,需要非常大的知识面,真的要吃苦耐劳,要非常认真。它有点像你经营一个企业,你必须要应付各方面的事情。

    虽然翻译耗费了我大量时间,但我对翻译并没有太大野心,只是认认真真地在做,我主要的目标还是写诗。翻译是非常繁琐的工作,永远在解决问题,整天要查人名、地名,虽然这些东西不需要用头脑,但却要特别多的时间,很考验人的耐力。虽然很劳苦,但当你真正专心在干一件事情时,事实上你得到放松,就和静坐的效果一样,因为你的头脑只专注在一点上,你不再动了,也就不会被别的事情干扰了。这可能就是翻译给我的一种好处,它让我根本没时间去烦恼诗歌。那么等我稍微有空闲时,很自然就会想写诗了。当有时间让你来烦恼的时候,当你开始要动、要想的时候,这些就全部变成诗了。

    南都:就《我的灵魂》而言,你的诗产量其实并不多。

    黄灿然:《我的灵魂》主体那部分,也就是1998至2005年那部分,产量很少。但那个时候质量也是很高的,都是比较精雕细琢的。以前我的诗比较注重抒情,想象的内容比较多,后来开始关心比较实在的叙述,写的都是客观世界看到的人、事。用实在的叙述来写诗,其实非常难,这些过去都是小说、散文、谈话的题材,这种困难自然也就导致产量的下降。我原来是想象世界,现在是在观察这个世界,也会有你会不会观察,能不能抓到重点的问题。这些东西实际上是全新的,所以写诗就很慢了。

    我感觉这样慢工其实也非常好,我已经很满足了。有时也会很担心,一年写的十来首诗,可能两个月,或者是一个夏天就全写完了,其他的时间完全没诗写。有时候也会担心翻译会不会影响我写诗,不过后来也越来越认识到,翻译给我的东西非常多,它让我一直在做些实际的事情。这比较重要,让你一直在行动,而不是乱思考。

 

    很多诗都经过一改再改

 

    南都:这有点像在等待诗的到来?

    黄灿然:对,事实上读书也好,做翻译也好,做人也好,自己对自己的要求也好,就是为了诗,但这并不是说你整天都要想着诗。因为反正你整个生活都是为了诗,那么你根本就无所谓想不想了,反而应该去多做点其他事情,不让诗歌变成强迫性的东西。

    我写的诗的质量、数量,往往要比我自己预期的好很多。所以我安心什么也不去想,更加集中于做我的翻译,诗的方面看老天什么时候愿意给我。这样我就变得很放松了,也不需要去担心什么,我已经努力了,有一点时间我就用来做翻译,我整个人就是诗人,别的事情就渐渐整合到这个诗人身上。

    南都:你在《我的灵魂》中提到,1998年到2005年期间,你的转变非常大。这种转变具体指的什么呢?

    黄灿然:比较明显能感到的是,之前我比较主观、情绪化,写作的时候会强调某一段时期的状态,靠这种状态写东西。对于文字或者实实在在我要表达的具体的东西,并不太关注。就像你觉得自己很开心的时候,你觉得整个世界都是开心的。那么你并没有写某一个具体的事务,就是你要求更客观的东西,你可以围绕着它,动用你所有的技术、感情。

    到1998年,我写《我的灵魂》的主体时,明显对眼睛看到的、平时在生活周围的东西更关注了,这种东西肯定调动了我原来很多生活经验,这是我以前所没有的。比如说我看到一个人,他站在街头,我对他有感觉,他的某个表情让我想起某个情景,这其中融合了很多我虚构的东西。比如说我写茶餐厅有一个男人在照顾小孩,因为我是个男人,我也有小孩,我就会动用我自己的生活感受来描写这个人。我写出来的场面,感到非常“真实”,但其实它属于那一刻的东西可能非常少。但我把这些写出来,哪怕那个人自己看到,他可能不知道写他,但他却会有相同的感受。

    这个画面是很真实的,问题是你能动用多少的理智、感情、生活经历、想象来把这样一个人和这个场面讲出来,包括把你对人生价值的判断都融进去。所以我写一首是往往要花很多时间,从草稿到可以发表的时候,期间过程非常长。

    南都:你刚才提到茶餐厅里面的那首诗,大概花了多久?

    黄灿然:最起码半个月,当然也有一气写下来、修改不多的也有,但是很多诗,包括茶餐厅这首诗,都是经过一改再改的,而且我经常是用繁体字、简体字以及不同的字号来产生那种陌生感。那个时候虽然写诗写得少,但还在状态中。写这种诗的难度在于,你有一个对象,但又不是完全像拍照那样把场景描述下来,你必须调动很多东西,做一些价值判断,这是非常微妙的。比如说这个人是好的、坏的,或者说他这种状态是好的、坏的,或者说是庸俗的也好,或者说是值得同情的也好,无论你怎么说,你说出来要刚刚好,不轻不重,那是很困难的。

 

    我的世界观一直在不断改变

 

    南都:是什么原因促成你这样的转变呢?

    黄灿然:我想应该是诗歌本身的某种要求。对于任何人都一样,变化是非常困难的。很多人即便年纪很大了,但写的东西还是原来那一路,这也有可能,也无所谓好坏。我写了十多年,读的东西也那么多,你的经验是会让你有不同的看法、感受的。当你对诗的要求可能是越来越清晰、也越来越高的时候,你就没办法按照原来的方式写下来,你应该有某种不满意的东西在里面。

    比如说你要用某种“调”来写东西,虽然你的文字用了不同的高低,但是有时候“调”还是停留在某一个层面上。比如说比较抒情的“调”,即便你可以用题材来变化,但是事实上那个“调”还是一样。但如果你突然从一个比较主观变成比较客观时,你的“调”就慢了下来,它更诉诸于你控制节奏的能力,而不是说如何畅快、如何抒情的能力。我们经常说诗歌有音乐的一部分,有文字的一部分,还有画面的一部分。无论是音乐方面停留久了还是画面方面停留久了,或者文字方面的东西停留久了,有一定敏感度的诗人都会寻求改变。

    诗歌的这三个部分,它们是很难分离的,你的音乐改变了,画面和文字都会跟着变。当你从主观世界迈向客观世界时,这三个方面也都会跟着发生变化。

    南都:也就是说,1998年的转变是你在技术上的提高。是什么事情直接促动了?

    黄灿然:我的世界观一直在不断改变。1991年,我生了一场病,也不是特别的病,有一点神经衰弱、抑郁症,那个时候我非常主观、非常猛。我一直都有自杀倾向,但真正病了以后,变得特别爱惜生命,非常注意身体了。人一旦病了的时候,什么都变得不一样了,和健康人是完全不一样的。

    这场病让我从不爱惜生命到很爱惜生命,我开始追求一个光明的世界,开始关注实实在在的东西,比如说要吃东西,要注意身体,要做运动,都是很实在的东西,因为有一个很实在的身体要求你关注它。应该说,从这个时候开始,我就开始慢慢转变了,真正踏进了另外一张地图里。这种转变是一个漫长的过程,也不是自己要求要变。

    南都:就是顺其自然的感觉。

    黄灿然:它自己就这样了。但是在变之中,比如说我喜欢的一些诗人,你可能非常期待能有一天像他们一样,能够用这些东西,用他们那样的方式来说话。

    比如杜甫,我在1989年开始读他的诗,他写很多身边的事情,我之前以为自己很难写出这样的东西。但突然有一天也拥有这种能力,也能够写现实中的、身边的东西。这种东西可能是自己原来最讨厌的东西,现在却发现是自己最想要的东西。无论是讨厌的还是想要的,我们都没办法硬要求自己做出来。有一天你自然而然就会做出来,那又变成一种解放了。(来源:南方都市报南都网)

    南都:看得出来,你非常满意自己的这种转变。

    黄灿然:对,每年十多首诗,写到2005年,当时写的诗已经比较理性了,很多作品背后都有某种理性的控制。当时也想往更高理性的方向去写,无论是出于虚荣也好、羡慕也好,当时都想做得更抽象一点,更理性一点,一直在期待。但很奇怪,我不但没有往那个方向走,2006年一年就写出了70多首,像是全部一下就涌出来了一样。虽然背后有抽象的理性,尤其是宗教和哲学的东西,但具体在一首首诗中发表出现却是比较感性的。

    三年下来,一共写了100多首,最后还出了一本诗集,这完全是意想不到的。原来十年中是很克制、很严谨地在写诗,里面有很多技术、耐性、能量,功夫都修到了,但是没有用上,突然间这些都跑出来了,有一个感觉直接就写出来了,不用再重新定一个位。

 

    只要你自己有感觉,就对了

 

    南都:读完整本诗集,感觉就像一本小说,它像是把这个城市的工薪阶层都白描了一遍,也把城市的独特气息展露出来了,但也给人感觉一个个孤独的个体。

    黄灿然:你合上诗集,可以感觉一个世界在里面,比如说你来香港感受到一个世界,但我们一旦谈话,我们就孤独了,变成两个人了。每个人都是一个具体的个体,我只是对着每个个体在写诗,每个个体都会有一些共同的感觉。很简单,我并不需要特别去照顾,因为我就是其中的一个。只要我认为是真实的,对别人肯定是真实的。只要你深感自己绝对有感觉,它能感动另一个人,那它就可以传染给很多人。基本上诗歌还是靠口碑的。

    南都:这种“本土化”的感觉是你想要的吗?

    黄灿然:如果你想要,是要不到的,根本不在你的操控下。当我要从比较主观过渡到比较客观时,我的世界就是香港。事实上,香港人从上个世纪70年代开始就在努力写香港本地的诗歌。我最初看到这类作品,觉得这是什么东西啊?但慢慢发现他们这种努力还是很重要、很感人的。你看六七十年代中国大陆在干什么?在搞“口号”,台湾在搞现代主义运动,香港很奇怪,他们在努力写自己这块地方的风景、变化,他们整体上给我这样的感觉,对我很有启发。(来源:南方都市报南都网)

    你要写客观的东西,就必须写自己看到的东西,这其实很难。写法并不缺,有很多这一类的外国诗,关键还是自己心中那个坎。你要是迈过去了,对这方面的内容产生兴趣,很快就会精通,之后就能调动所有的资源去强化这方面的东西。

    香港是非常都市化的地方,我并不排斥城市,因为我在乡村呆过,我知道大自然确实很美,但我也知道乡村实在太闷了。又因为我自己的工作关系,终日不见阳光,能在阳光下是我特别羡慕的。所以当我一旦开始真正去感受这个客观世界,你可以想象那种感觉,眼睛所见的都市都是很感人的景象。因为长期在黑夜里工作,我对白天任何东西都非常好奇,那种视觉上的冲击非常大。到现有阳光,我的身体很自然就知道了,只要情绪好,我就知道今天的阳光好,如果情绪有一点问题,就知道阴天了,完全和外面的世界一同了,心情好坏完全靠老天。

    南都:你诗中表达的情感,会不会受到香港城市文化的影响,比如说它的市民化、环境的拥挤?

    黄灿然:香港的影响肯定会有。我没有特别“香港”的概念,只是对我居住的地方、我周边的环境有感觉,因为我是乡下人。就像我说的,我只要相信我自己,敢说真的,把那些真正感动自己的地方表达出来,然后又真的有人承认我哪一点是对的,并且有所触动,那我这感受又得到另一层肯定了。

    写某个地方或者拿某种东西来对抗另外某种东西,甚至对抗原来的自己,我没有这种情况。我没有试过有意反抗过去的自己,你根本没办法按自己计划的那样进行下去。很多东西就是一下就变了,你自己都来不及应付。

 

    写诗没有顾忌,应该多样化

 

    南都:你有很多诗是写给家人和朋友的,我很想知道,他们会有怎样的反馈?

    黄灿然:我写茶餐厅、写家人,都是个人的感受。我希望在任何场合,如果有机会都可以写诗。家庭、朋友都是我生活中很重要的部分,我就是按照自己的感觉来写。

    我有一首诗是写我太太和小孩的,内容是我太太回娘家,家里小孩感觉特别自由。我一个朋友看了,就对我说,这样对你太太不好,不应该这样写。但我觉得艺术就是艺术,当你把一件事写成诗时,它已经不是那么回事了。对我来说,我基本没什么顾忌,还是刚才所说的,你一旦针对自己写诗,事实上你就是在针对任何人。也只有当你把自己禁忌的某个东西打开,别人才会有所触动。

    我一直都是这样,没什么顾忌,相信自己写的感受。但我发现其实很多人写诗、做人都有很多顾忌。我做人也没什么顾忌,有话就直说,这样就变成别人来适应你了,我写文章、做翻译都是这样。我做翻译就坚持不用太汉化的东西,让读者来适应我的译文。你坚持自己的东西,必然要放弃另外的东西,或者被人说不好,那都无所谓了。关键是我读了,然后很喜欢,我就按照这个样子表达出来。

    南都:《我的灵魂》给我的感觉是非常踏实,对于现实生活非常细腻。我很想知道,你通过诗歌想追寻一种怎样的生活?

    黄灿然:我大概是这样一个人,我倾向或适合这样一种生活,有一份本职的工作,这份工作很忙,跟任何其他小职员没什么差别,然后同时还是个不错的诗人,甚至是个可以传世的诗人。这样的生活,初看上去好像不可思议,尤其是在香港,这个看上去不可能写诗的地方。但我始终相信这完全有可能,因为什么都不是按某个模式来的,诗歌尤其如此。

    诗歌排斥重复的东西,它一定要多样化。一个诗人对整体的诗歌或传统必须要有完整的了解,但同时你又不能重复原来的东西,就像一棵树的叶子,表面看都是一样,但它必须是独一无二的。要意识到这一点,其实并不容易。以前看到沃尔科特说:“只要我们能够在诗歌的树上添一叶,那就非常了不起了。”我还在想,这会不会太小了?现在再来想这个问题,即便是添一片叶子,都是非常非常难,因为你必须又跟前人一模一样,他们有的东西你都要有,然后你必须还是独一无二、不重复的。

    但既然我相信自己、相信我的状态、相信我的工作,到最后有一天你真的就会相信了。人就是这样的,即便你写的诗一塌糊涂,但你坚信自己是个诗人,那么终有一天,你真的就成为诗人了,你相信,你就成了你相信的东西了。

    南都:小职员的身份,日常生活的琐碎会不会消磨掉韧性?

    黄灿然:反而更能培养出诗人的锐气。我的生活非常枯燥,这种枯燥让我哪怕休息片刻都会觉得特别美妙。有人说我现在翻译这么多,如果少译一点,拿来创作的时间不就多很多。我说不能计算,因为很多既不翻译也不读书的人、也不工作的人,他们的产量还是少得吓人,而且质量也非常低,所以不足为训。所以你不能去计算这些,你一计算就错,谁也不知道自己以后会怎么样。唯一的办法就是,你现在在什么位置上,就在什么位置上,去接受它,并发挥它、拥有它、消化它。

    要改变的时候就会改变,因为外面的世界也在不断变化,如果你仔细观察,你会发现对现实的感觉,每天都不一样。比如说我,早上起来,到茶餐厅喝一杯咖啡,待个15分钟,有时候坐在阳光下,看看马路对面,然后走路上班,现实就是那么一点点,但仍然让人觉得每天都不一样。

    我现在能做新闻翻译、文学翻译,我同时还能写诗。但我知道我不能天天去写诗、想诗,工作能够让我像一般人一样去生活,这里有同事、有简单的人际关系,这些对我都非常重要。

    
    黄灿然,1963年生,福建泉州人,1978年移居香港。1990年至今为香港《大公报》国际新闻翻译。著有诗选集《游泳池畔的冥想》、《我的灵魂》、《奇迹集》等;评论集《必要的角度》、《在两大传统的阴影下》;译有《见证与愉悦——当代外国作家文选》、《卡瓦菲斯诗集》、《聂鲁达诗选》、《里尔克诗选》、《巴列霍诗选》,苏珊·桑塔格《论摄影》、《关于他人的痛苦》和《同时》,最新译作有库切《内心活动——文学评论集》、布鲁姆《如何读,为什么读》、米沃什《诗的见证》等。

 

    采写:南都记者 颜亮

      [注:授奖辞由华语文学传媒大奖评委会主任、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谢有顺执笔撰写]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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