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谢有顺博客

 
 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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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二届访谈:这个奖不仅有现在,也有了历史  

2015-08-04 21:20:00|  分类: 传媒大奖,华语文 |  标签: |举报 |字号 订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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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个奖不仅有现在,也有了历史
——专访华语文学传媒大奖评委会召集人、中山大学教授谢有顺

 

 

办好一个奖,其实也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难

 

  南都:华语文学传媒大奖转眼就走过了十二个年头了,作为这个奖最早的发起者以及连续十二年的评委会负责人,当每年一度的文学奖颁奖,你是什么感受?
  谢有顺:前面几年,会多想如何完善这个奖,有时也会担心这个奖评完这一届后,明年还办吗?后来就没有这样的担忧了,基本上是按照我们建立起来的评奖规则而行。其实,一个成熟的奖项,不需要常常发表宣言,更无须老是变化评奖规则,它需要的,不过是坚持——坚持一种价值和信念,坚持办下去。但我也很警惕一种评奖的惯性,尤其是一个连续举办了十几届的评奖,很容易被惯性卷着走,而失去了当有的锐气、激情和视野。我常常提醒自己,在任何时候,都要反抗一种庸俗的人情关系和陈腐的文学观,要一直存着对文学和艺术的敬畏,这个奖才能走得更远。
  办文学奖还是要有一种危机感的,特别是一个已经有了广泛影响力的奖,一旦在哪个环节失信于公众,它的存在价值就会大大削弱。而影响力的累积,正是在一年又一年的评奖实践中形成的。而秉着公心,怀着对文学的爱,办好一个奖,其实也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难,关键是大家照不照内心的规则而行。
  南都:对今年的评奖,有什么特别要说的吗?
  谢有顺:我今年强烈地觉得,初评和终评假若割裂为两个毫不相干的环节,往往会出很多问题,因为先后两批人缺乏交流。而在此之前,我几乎不管初评,许多时候,有什么缺憾了,也很难弥补。所以我在想,明年是否要将初评和终评做一个联结,使其具有内在的联系,进而保持一种文学遴选的价值统一。

 

你接受余华,就意味着你的整个文学观念都要发生巨变

 

  南都:从初评名单来看,今年获得“年度作家”提名的,分别是阎连科、黄永玉、西川、洛夫、韩少功,都是很有竞争力的作家,但最终却是增补的余华获奖,这是出于怎样的考量?
  谢有顺:增补余华的过程,评委会发生了激烈的争议。倒不是争议余华应不应该获奖,他的文学成就摆在那里,评委们都心里有数。争议的是程序问题,简单地说,就是要不要启动终评委有权增补提名作家这项权力。后来我想,还是照评奖章程,既然规定了有增补的程序,又有评委提出来了,那就表决吧。要增补进提名名单,其实是高难度的,七个评委中,要有五个评委同意,这并不容易。增补进来了,也并不意味着就一定得奖,他还是和原先的五个提名作家一起参评,最终票数多的胜出。我个人认为,以余华的成就,他理应站在这个行列,尽管这些年他的写作风格发生了巨大的变化,但他的重要性并没有减弱。
  南都:余华的《第七天》和之前的《兄弟》在出版之后,都引发了相当大的争议,你怎么看待他的新作?在你看来,《第七天》和《兄弟》分别又在余华的作品列表中占有怎样的地位?
  谢有顺:余华是一个极端聪明的作家,他作出这种写作转型,一定包含着他对文学和时代的全新理解——尽管这样的理解未必是准确的、人人都认同的,包括我自己,也不喜欢一个作家急匆匆地对时代下判断,尤其对于日新月异的中国,只有沉潜下去,才有可能遇见一个真实的中国。中国现在有太多的现象,但普遍匮乏思想。我个人觉得,这些年,余华作品的国际化,对他本人的写作是有影响的,他不自觉地会贯彻一种如何向西方讲述中国的视角;同时他对一部分中国读者的阅读趣味极为重视,但对另一部分中国读者的阅读趣味又过于漠视了。因此,余华近年不仅写作转型了,他的读者也换了一大拨了。《许三观卖血记》之前的作品,大学生是主体读者,《兄弟》之后,大学生对余华的态度是分裂的,至少不再是一致推崇,不喜欢的大有人在。我在大学教书,这能明显感觉到。这是好是坏呢?很难说。所以我在授奖辞里说:“他已无意探索内心的深渊,却以简单、直接的写作现象学,使我们对内心、现实甚至小说本身都有了毁灭性的认识。”“毁灭性的认识”是比颠覆更严重的一件事情,假如你接受余华,就意味着你的整个文学观念都要发生巨变;固守过去的余华形象,是难以接受他的新作品的。但假如抛弃成见,觉得时代变了,读者需要这种文学,于是就出现了这种文学,这未必不是一件好事。

 

既不要谄媚名作家,也不要讨好新作家

 

  南都:有意思的是,在初评名单公布之后,方方在微博上还曾质疑过黄永玉是否具备提名资格的问题。你怎么看待方方的这种说法?
  谢有顺:我没有开微博,所以不太清楚方方是从哪个角度说这件事的,不好评说。但我一直很喜欢方方的性格,她真实、仗义、有话直说,而且敢于公开表达自己的观点。假若中国的作家都多一点这种胆识,少一点世故,中国文学就会更有力量。至于黄永玉的这部作品,确实喜欢的很喜欢,不喜欢的嗤之以鼻,看法差异很大。我对其中的一些段落,读得津津有味,但作为一个长篇小说而言,我觉得他写了这么多年,断断续续,在简练性、完整性上是不够的。
  南都:华语文学奖对这样有舆论争议的新作进行表彰,同时也表达了对老作家的一种肯定与慰藉。在经过十几年的积累之后,对作家作品的审慎批评态度是否有趋向保守的倾向,还是保持着一贯的新锐与果敢?
  谢有顺:我希望评奖是一种面对文学的诚实表达。既不要谄媚名作家、老作家,也不要讨好新作家,而是坚持自己对文学品质的一种独立判断。保守、惯性、过度讲平衡,都是一个奖特别需要警惕的,它会使奖项的面貌变得过于“正确”,而远离我们更早确定的评奖宗旨,“反抗遮蔽,崇尚创造”。要保持敏锐的发现能力,也要有对新的创造力的珍惜。一个奖最终品质如何,还是要看是哪些作家作品获奖了,其他的并不重要。
  南都:赵志明和田耳的获奖也很有意思,他们似乎都具有某种共性,让我们看到笛安、颜歌这样的新人之外,其实还存在另一种状态的年轻作家。
  谢有顺:发现新人,一直是华语文学传媒大奖所重视的,但由于新人太多,被看见的总是少数。尤其是历届的新人,几乎都给了写小说的,仿佛诗歌、散文和评论界就没新人似的,这是不太好的。尽管评委们并没有偏见,甚至每次都希望有诗人或评论家胜出,但具体到入围名单,又总是写小说的居多。小说确实是这个时代的强势文体。但今年获奖的赵志明,确实可以让大家认识到还有另一种状态的作家,而且也写得很好。

 

田耳他们这一代作家开始走向成熟

 

  南都:此次入围的五个散文作品似乎不约而同地烙上了历史的印痕,如李辉《绝响:八十年代亲历记》、王学泰的《监狱琐记》。实际上,包括黄永玉和王鼎钧,都是带有类似色彩的作品。你怎么看这种状况?
  谢有顺:散文几乎是这几届评奖中,水准最整齐,也最难定夺的。这似乎预示着散文写作的一种转向,公众对散文如何记述历史、如何承载一些更有重量的话题,是有期待的。个人的表达不是不重要,但个人的表达如何接通时代的血管,并使这种表达获得一种历史感,这一直是近年散文界思考的问题。但散文是自由主义的文体,这一类的散文或许只是热一时,再过一段,谁知道散文会不会又掀起新的写作潮流呢?散文应该随性、自在。
  南都:去年你曾说前年并不是文学的丰收年,不知道你会怎么看待去年的文学现场,对这次的评选,你是否觉得满意?
  谢有顺:相比于前年,去年的文学收获更多。像苏童、韩少功、贾平凹等人都有很好的长篇小说出版,但他们之前都获过我们的大奖了,评委们自然希望把机会让给别人。而今年的获奖名单,综合起来看,我觉得是不错的。尤其是像田耳这样的年轻作家获得年度小说家奖,意味着他们这一代也开始走向成熟,我们不该把文学的注意力一直集中在那些老作家身上了。
  
一种稳定、卓越的价值观,是一个奖的灵魂,而文化是城市的灵魂

 

  南都:去年你曾提到,对新的十年中的华语文学传媒大奖,你希望它能拥有更加稳定的平台。现在华语奖似乎会在固定在顺德。这种固定,在你看来,这华语奖会有怎样实际的影响?
  谢有顺:大约是在一个多月前,我对顺德的领导说,你们已经和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合作两次了,何不让这个奖永久落地于顺德呢?没想到,我这不经意的一说,顺德区政府和南方都市报都这么有执行力,很快就签订了华语文学传媒大奖永久落地顺德的合约。这是一件好事。华语文学传媒大奖一直都追求一种价值观的连续性,因为一种稳定、卓越的价值观,是一个奖的灵魂。永久落地顺德,既解决了大奖的后顾之忧,又能更好地传达这个奖在南方发出的声音。同时,借由这个奖,能带动顺德这样一个经济发达地区的文化氛围,带动市民的读书热潮,也是很有价值的。这未尝不是一个文学奖从圈内运作转向影响社会的有益探索。
  南都:从去年开始,广东本地的文学活动似乎也越来越多,在佛山举行的南方国际文学周、香港国际诗歌之夜广州站等等。与华语文学传媒大奖设立之初的广东相比,你怎么看现在这样的文学状况?
  谢有顺:与十几年前相比,广州的文学氛围有了巨大的变化,这当然和华语文学传媒大奖设立密切相关。2002年我具体操办创立华语文学传媒大奖时,广州几乎不太有全国性的文学活动,全国的名作家和广东的交集也很少,那时广州还被人看作是“文学沙漠”,文学的影响力就更是不值一提了。十多年过去了,我想,因着华语文学传媒大奖的存在,没有人会认为广州没有文学,广州至少通过这个奖多了一个重要的发声平台。就这一点而言,我也钦佩省委宣传部的领导,他们很早就认可了华语文学传媒大奖的影响力,并给了它很大的支持,相反,一些文学官员却因这个奖是由报社所创办、不是官方奖而轻视它,我觉得很可笑。广东的文学一直没有很好的发展生态,就是让这些只顾贪图一点个人私利的人给败坏了。所幸的是,时代一直在进步,当各种高端的文学活动都在广州举行,文学界也越来越重视来自广州的声音,我们就知道,要真正建设文化强省,没有文学的参与、没有文学的繁荣,是不可能的。
  我多次在不同场合强调,文学比政治更永久。政治会变化,而且变得很快,但文学的价值是永恒的。苏轼的政治主张大家早不记得了,他的诗文却千古流传,道理就在于此。而一个城市的面貌,不是由某一套政策所决定的,政策所影响的,只是一时一事;城市的面貌最终是由它所张扬、所展示的文化所决定的。当一个城市的经济发展到一个程度,进而开始意识到需要文化的同步发展、并且付诸实践的时候,这个城市的灵魂就开始生动了。
  南都:你对华语文学传媒大奖的未来有什么期许?
  谢有顺:未来都蕴含在现在之中了。一个只看未来,只想着明天的文学奖,反而不一定办得好。关键是做好现在。正是一个个无愧于自己艺术良知的现在,才构成了华语文学传媒大奖的历史。而把这12届的获奖作品合在一起看,似乎又构成了一部阶段性的中国当代文学小史。假如以这种历史的态度来对待今天的工作,你就不敢懈怠,不敢放肆,也不敢不坚守自己当初设立的价值目标。而真正值得骄傲的,也许就是:华语文学传媒大奖不仅有现在,它也有了历史。
  
  采访 南都记者:颜亮


  谢有顺,福建省长汀县人。文学博士。一级作家。现任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、博士生导师,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中心主任。广东省作家协会副主席、广东省文艺批评家协会副主席。出版有《文学如何立心》等著作十几部。曾获第二届冯牧文学奖、第十一届庄重文文学奖等奖项。2010年入选全国宣传文化系统“四个一批”人才,2011年入选教育部“新世纪优秀人才” ,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。华语文学传媒大奖的发起人之一,并连续12届担任华语文学传媒大奖评委会负责人。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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